10月24日，诺泰生物发布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诺泰生物和公司实控人之一赵德中因涉嫌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决定立案调查。公司通过自查后发现：立案可能涉及公司2021年度技术转让相关事宜。
2021年正是诺泰生物科创板上市的年份，公司所称的“技术转让”正是诺泰生物当时主要经营业务之一：定制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中部分工作，占比很小。
诺泰生物是国内少有的以多肽、小分子原料药、多肽CRO/CDMO服务等为主的企业，2009年成立，2021年凭借CRO势头在科创板上市。2021年时，赵德中任公司副董事长一职，但不从公司获得报酬。2024年年报中，赵德中任公司董事，手中掌握着诺泰生物9.6%的股份。
从公告表述来看，诺泰生物被立案，原因是IPO时对CRO合同的内容信息披露不实。
2021年年报显示，诺泰生物主营业务就包括定制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业务，主要为创新药企提供中间体或原料药生产服务，还有以药学研究为主并兼顾注册申报的专业CRO服务。这里面的“定制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最重要的包含阿托伐他汀钙片项目、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项目、阿普思特原料药及制剂技术转让项目、诺氟沙星原料药药学研究项目、艾考糊精及腹膜透析液药学研究项目、氟维司群注射液药学研究项目等。
CRO开发要根据合同和研发进度，分阶段向客户交付并确认收入，而“怎样确认阶段生产的标准”公司就可以有很大空间斡旋。但是，诺泰生物的这部分收入并不高，2018-2020年期间少则每年100多万，最多也不超过3000万元。2021年上市之后，诺泰生物就不单独披露CRO业务收入。
从诺泰生物积极回应并立即自查的态度来看，公司并不想多年经营的结果因为这次负面消息带来风险。
诺泰生物十分“幸运”的踩中了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看好的多肽CDMO业务。2022年，国内长期资金市场寒冬医药板块整体下行但GLP-1类的出现将市场推向另一个高潮。公司业务迅速调整，好不容易从2022年的40亿元市值低点靠GLP-1大势拉升回今天的122.4亿元。
过去几年，诺泰生物大手笔投入多肽生产能力的建设，从2021年披露最开始的单批次超5千克产能，到今年上半年，公司连云港工厂已达吨级的多肽原料药产能。明年上半年，公司还新建601、602多肽车间，届时多肽原料药产能拉升至数吨级。
诺泰生物的核心竞争力是通过多类短肽片段的规模化大生产液相合成技术和规模化参数控制技术，既可用于自主研发的产品，亦可拓展至多肽领域的CDMO业务。大规模的产能需要有大量订单才能变现成为业绩。
一方面，头部企业正在积极准备自有产能。礼来在苏州新增投资2亿美元，用于生产替尔泊肽等新药；华东医药的司美格鲁肽“减重版”10月10日申报临床试验，直接拉上了代工企业江东公司。未来留给后续GLP-1的市场空间会慢慢的小，别的企业的开发动力也会减弱。
而且医药生产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10月22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对外发布了《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不仅对CXO企业的生产经验、药品质量做出要求，还要以试点地区的形式申请。其中针对的重点之一就是GLP-1类药物。
这一政策将原本完整的CDMO生产链条拆散，有利于买方砍价，但对接单的CDMO机构来说，谈判的话语权就要弱一些了。一批能力较弱的企业可能借此冲击既有格局。
业界多肽代工的有名的公司包括合全药业、诺泰生物等等产能较大的企业，还有像凯捷多肽就是以多肽原料药和客户订制多肽序列为核心、外商独资吉尔多肽也涉及多肽原料、多肽合成方法学，以及专注多肽化学合成原料及高效试剂的博创生物等企业。诺泰生物以及其他CDMO企业在新政策之下的前景不甚明朗。
一旦多肽产业链的泡沫开始破裂，每个参与者都要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诺泰生物也躲不过。
10月25日，百济神州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殷敏被相关方面带走调查。对此，百济神州方面暂未回应。
10月25日午后，百济神州股价快速跳水，一度跌超10%，随后反弹拉升。截止至发稿A股股价报173.00元/股，下跌超3%。
多个消息指出，殷敏被带走涉及此前的阿斯利康“骗保”事件，在近日又有多位此事有关人员被带走调查，但也有人已被放回。
此前，殷敏于2022年1月正式加入百济神州，任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至今。2022年至今，百济完成了数个重要动作，包括泽布替尼在美扩大适应证、替雷利珠单抗中美欧三大市场获批上市、泽布替尼年销售额破10亿美元等。
这两年，百济神州营收分别为95.66亿元、174.23亿元。2024年起，百济亏损缩窄，在第二季度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扭亏，开始追求盈亏平衡。
殷敏本人并非生物医药背景出身，但此前在跨国药企（MNC）工作多年。公开信息数据显示，殷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主修金融贸易以及计算机科学，2002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硕士学位。
毕业后，殷敏短暂加入礼来，又于2006年至2021年期间就职于阿斯利康。
值得一提的是，殷敏在阿斯利康任职的15年内历任多个职位，包括高级财务规划经理、海外区域市场战略项目负责人、中国/香港合规部副总裁、商业及多元化渠道部副总裁等。
2018年6月，殷敏获任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肿瘤业务部负责人，后于2019年1月升任为阿斯利康中国肿瘤业务部总经理，直接负责此后涉及“骗保”的肺癌药泰瑞沙。
而据此前深圳市医保局、国家医保局2022年年初的通报，2021年7月，深圳市医保局根据举报线索，核查发现阿斯利康工作人员涉嫌欺诈骗保，后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单位做专案查办。
此后专案组破获该案件，打掉一个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骗取医保基金的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7名，全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不过据阿斯利康2022年1月在公司官网上的说法，前述骗保行为为2021年8月，阿斯利康在内部合规检查中发现。
而同期，阿斯利康中国区离职的高管不止殷敏一人，还包括阿斯利康及县团队负责人何树线年，阿斯利康仍有高管被曝接受调查。此前财联社等报道，今年7月，多位公司高管在长白山肿瘤峰会上被带走。
不断“破圈”之下，殷敏的职业经历也非一帆风顺。据《时代周报》的报道，为调岗至商业管理和招标团队，已是大中华区合规官的殷敏不惜“降职”。
初来乍到，又缺乏商业流通工作经验，殷敏最初和经销商打交道时并未受到重视。而后她仅用一年时间就扭转了这一局面。“因为他们能看到你的价值。”殷敏称。
直到2021年12月，殷敏离职，加入百济神州。据前述报道，这是她主动选择后的结果。
不到一周，4家药企因涉嫌信息违规披露，相继被证监会立案。既有当红炸子鸡——GLP-1原料药龙头诺泰生物；又有前不久刚传出或将易主的“麻醉一哥”——人福医药；还有屡次因信披违规，遭到监管部门立案的四环生物和南方卫材医药。
更早之前，随着A股2023-2024年度信息公开披露评价结果的公布，普利制药的信披评级直接从A级（优秀）骤降至D级（不合格）。同时，未名医药和吉药控股的信息公开披露评级已连续三年为D级。
一切迹象显示，信披违规渐成亟待解决的重灾区。过往，由于违法成本相比来说较低，信披违规问题一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有声音认为，即使信息公开披露违法也“无伤大雅”。
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往往相对应的是，合规管理体系的缺失。上市公司里尚未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且“一股独大”或“一言堂”情况不在少数，这是导致信息公开披露违法多发、频发的重要原因。
不过，情况或将发生改变。证监会正在加大“出手”力度，严厉打击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披露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展现出“强监管”决心。
一面是，加大执法力度。上半年，证监会已将财务造假等信息公开披露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列为执法重点，共查办相关案件192件，同比增长25%。
另一面是，信披违规付出的成本将变得更高。证监会正推动《证券法》的修订，对违规信披公司和责任人的罚款上限由60万元、30万元大幅度的提高至1000万元、500万元，对欺诈发行的罚款上限由募集资金的5%提高到1倍；《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违规披露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
或许，对那些曾经轻视信息公开披露违规严重性的企业来说，是时候重新审视并修正自己的认知了。在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医药行业最新一起信息违规披露，落到了“一夜爆火”的诺泰生物头上，今日开盘一度跌超20%，收盘股价稍有回升。
10月23日盘后，诺泰生物公告，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赵德中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立案。
对于具体原因，诺泰生物在公告中提及“经公司自查，本次立案可能涉及公司2021年度技术转让相关事宜”。在投资者看来，这则公告颇有些语焉不详。从当年公告看，尚未见技术转让的明确披露。
实际上，成立于2009年的诺泰生物，2021年5月方才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不过上市第一年，就发生了业绩变脸，2021年净利润1.15亿元，同比下滑6.52%。但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因赶上近两年减肥药持续爆火，靠着多肽药物市场的需求激增，诺泰生物业绩直接翻身，甚至一骑绝尘。
就在公告被证监会立案前一天，诺泰生物还发布最新财报，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52亿元，同比增长76.51%；净利润3.50亿元，同比增长281.9%。业绩增速可见一斑。
一“喜”一“忧”，让投入资产的人短短两日，心绪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至于内情如何，目前仍不明所以，还有待官方进一步披露。
同样因涉嫌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人福医药及其控制股权的人当代科技也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调查。
另根据湖北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艾路明及有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包括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及时审议及披露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子公司股权信息及前期财务报告存在会计差错等问题。
实际上，人福医药今年日子并不好过。早在9月底，因控制股权的人武汉当代科技被债权人申请重整，人福医药或将易主不胫而走。一直以来，作为麻醉龙头的人福医药，本身实力虽为投资者所看重，但其股东与管理层带来的麻烦，成为人福医药短期难以消弭的殇。
就在两日前（10月22日），此次参与重整的投资人也最新出炉，可以看见吸引了6家央国企，包含中央企业3家、地方大型国有企业3家。至于人福医药最终归宿何在，仍值得关注。
10月23日，南卫股份发布了重要的公告称，控制股权的人及实际控制人李平，连同首席财务官项琴华，已因涉嫌内幕交易而遭到立案调查。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并非李平首次遭遇此类风波。早在2023年7月，南卫股份及李平就因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双双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这家专注于透皮产品、医用胶布胶带及绷带、运动保护产品、急救包、护理产品等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自2017年登陆A股市场以来，似乎一直未能摆脱经营不合规的阴影。
四环生物亦是如此，其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同样因涉嫌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这同样并非陆克平首次被立案，这位一度掌控四环生物、江苏阳光、海润光伏和*ST威创四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大佬，如今却因一系列控制股权的人非法资金占用和信息公开披露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成为了长期资金市场监管风暴中的众矢之的。
这两起事件，无疑暴露了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薄弱，亟需引起相关方的重视与反思。
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包括未名医药、沃华医药、四环生物、广誉远、国药股份、康华生物、赛力医疗、长江健康、普利制药、复旦复华、汇宇制药、香雪制药、人福医药、诺泰生物及南卫股份等多家药企，因涉嫌信息公开披露违法违规，均接到了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
一是年报披露“难产”而受罚。典型案例如普利制药，因未按期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拟被罚款合计170万元，其信息公开披露评级也因此从上一年度的A级骤降至D级。
二是涉及内幕交易相关股票。如今年年初，因涉嫌内幕交易相关股票，国药股份副总经理唐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三是控制股权的人或企业实控人“兴风作浪”。通过历年处罚案例的梳理，显而易见上市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大多指向公司治理不健全的问题。由于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和漏洞，无法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形成有效约束，导致他们“肆意妄为”。
另业内观点认为，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老板“一言堂”的现象较为普遍，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这一“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往往流于形式，上市公司行为背后往往反映的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意志，这正是上市公司违法行为频发的症结所在。
此外，还有部分药企如香雪制药、未名医药、沃华医药等，其信披违规的具体原因尚未披露。
一直以来，在信息披露监管方面，主要抓手包括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自愿性披露公告。然而，目前尚未建立起更为透明的信息通道，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投资者和第三方投资机构等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对于信息披露违规的经济处罚限额仍然过低，刑事处罚审判比例也过低，这导致上市公司及相关个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损害投资者利益。
近期，沪深交易所先后对多起违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施行监管措施，其中占比相当高的一部分案件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根据证监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证监会行政执法情况综述》，上半年证监会将从严打击财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列为执法重点，共查办相关案件192件、同比增长25%；共处罚责任主体283人（家）次、同比增长约33%；罚没金额47亿余元、同比增长约6倍；刑事移送230人（家）次、同比增长238%。
另外，信披违规付出的成本将变得更高。在立法层面上，证监会正推动修订《证券法》，对违规信披公司和责任人的罚款上限由60万元、30万元大幅提升至1000万元、500万元，对欺诈发行的罚款上限由募集资金的5%提高到1倍；《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违规披露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
而就在上周（10月18日），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讲话再次给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他明确强调，下一步针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控人的持股、资金和信息优势，证监会将强化发行上市、信息公开披露、股份减持、退市等全链条监管，加强对大股东等“关键少数”行为的必要约束，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让融资更规范、投资更安心。
频出的案例，也再次给企业提了个醒。不单是药企，所有上市公司都需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管理体系，注重合规经营，才可稳健于长期资金市场行走。
三明模式线 月底，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未来将指导其他省份每年选择 2～3 个地区为重点推广三明经验，5 年内实现全覆盖。
今年以来，卫健委已 4 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足见决心之大。曾经名声不显的小城，如今汇聚了全国的目光。
三明医改究竟是如何成功的？在卫健委发布会上，这些成功要素被提炼为：专业技术人员主管、履行政府办医主体责任、三医联动、发挥医保杠杆作用，以及改革完善薪酬制度。
从三明公布数据分析来看，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历年滚存结余 11.85 亿元，城镇和乡村居民医保历年滚存结余 3.62 亿元，不仅实现了收支平衡，更是略有结余。
但如果将时间倒回 2011 年，在那张结存为负数的财务报表前，詹积富自己可能也不会想到，三明的树荫最终将生长得如此茂盛。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在台海虎视眈眈，周边形势严峻。而当时我国的工业体系大部分集中在东北与沿海地区，完全暴露于他人的攻击范围之中。
1964 年起，国家推行「三线建设」，喊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在三线地区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中西部省份称之为「大三线」，而一二线地区的腹地则称之为「小三线」。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背靠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战略地位特殊。重要的工业公司为了尽可能避免敌军的轰炸，必须远离海岸线，以闽中大山带为界，福建省委将地处闽西北的三明划入「小三线」。
三明本身的重工业有着良好的基础。此后，全国大量军工、民用企业，伴随着大量外地职工、亲属陆续迁入三明山区。
1962 年底，三明基本建成了三明钢铁厂、三明化工厂、三明重机厂、三明热电厂、三明自来水厂、三明化机厂及机砖厂、水泥厂、农械厂等工厂企业 65 家，重工业基地在福建省举足轻重。
然而，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与国家策略的调整，三明的战略地位已不如前，这片热土的建设者也在渐渐老去。
20 世纪 90 年代，福建民间盛行标会（一种以互助会为形式的集资手段），许多人利用标会资金盖房、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但 1992 年沙县标会的一次爆雷，导致大量会员欠下巨额债款，只能破釜沉舟，挑起扁担做起了小吃生意。
在医改之前，三明在外的招牌正是这碗两块钱的沙县小吃，「一个扁担两口锅」挑出来的产业也冥冥之中成为了三明的注脚。
到了 2011 年，三明这座老工业城市已经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退休人员的比重较高，40 万城镇职工赡养比为 2.06:1（2015 年降为 1.71:1）。
2010 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 14397 万元，2011 年收不抵支 20835 万元，分别占当年市本级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 11.66%、14.42%。
医保被凿穿一个大洞，而政府的财政无力兜底。当时基金欠付三明市 22 家公立医院医药费 1748.64 万元。
2011 年，新医改走得还跌跌撞撞，严峻的形式却已经摆在了眼前，谁都能说上两句——看病难、看病贵、医药领域腐败严重、医疗资源浪费、医患关系紧张。
在全国上下的探索热潮中，谁也没有将目光放到三明的身上。然而，也就是在 2011 年，时任三明市委书记的邓本元思虑再三，决意将重任交到詹积富手中。
时任三明市政府副市长的詹积富，手中分管的还是农林水。但他在财贸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又在药监体系干过 10 年，邓本元看中了他的丰富经验，决定由他主导这场方向模糊的改革。
詹积富趁机提出，从此之后，自己不再管农林水，只抓医改；此外，自己还要做医改「一把手」。打破多头管理的局面，把涉及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医药、医保、医疗等职能部门归口管理，集中到自己手中，全权负责。
得到邓本元全力支持后，詹积富很快上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在医药行业打滚 10 年，他看到了症结所在——
其一，就是泛滥的「万能神药」。詹积富给神药下了个定义，即「安全+无效+价高+大适应症+相对独家+大回扣」。
他认为，这些药，疗效不确切，价格很确切，且价格严重虚高，主要是靠高回扣、贿赂医生来开药；占医院销售金额一半以上，单品种销售金额基本在医院排名前 100 名；不仅给患者增加了经济负担，又带来身体上的伤害。
单以单硝酸异山梨酯为例，就有伊贝特、德明、艾司莫、异乐定、艾狄莫尼、依母多、欣康、莫诺美地、臣功再佳、力唯、山苏等 40 多种名字。
2012 年 2 月 26 日的第一次医改动员会上，詹积富提出了后来响彻全国的「三回归」：公立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质，医生回归到看病角色，药品回归到治病功能。
詹积富在后来接受 CCTV 采访时讲到那场开了三天三夜的医改会议，在监察部门参会监督、所有人手机上缴的情况下，政策还没有实施，这个版本的文件就已经流传到了福州的医药代表手上。
他很快意识到医疗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医药代表在管理部门中，甚至已经有了利益代表。
曾有人将医疗领域比作一张麻将桌：医保、医院、医生、患者分坐四方，在一张桌子上打麻将，不可能四个人都是赢家。
詹积富不以为然，他看见了这局麻将的推手，桌上的隐身第五人——医药代表。詹积富不止一次表示，要围剿全国 300 万医药代表。
由他主导的三明医改硝烟弥漫，起手是一场「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而第一刀，就开在「药品加成」身上。
詹积富筛选了每月医院使用金额最高的药品名单，将省第八批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目录 （三明片区）的 129 种辅助性、营养性且历史上疑似产生过高额回扣的药品品规，列为第一批重点跟踪监控对象。
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措施实施一个月后，原先一路「高歌猛涨」的医药费用竟然骤然回落。
詹积富回忆：「当年 5 月，当我看到最新的统计报表时也吓了一跳，表格上赫然显示着『全市 22 家公立医院药品费用环比下降 1673.03 万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差不多能节省下 2 个亿。
果然，2012 年底，三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首次结余 2200 多万元。这让我和我们的医改团队看到了曙光，这也说明，我们找准了医改的核心症结。」
为了压下虚高的药价，詹积富开始推行「联合限价采购」，而这项措施在走向全国之后有了一个更为大众所知的名字——「带量采购」。
三明以市内公立医疗机构为整体，联合宁波、珠海、乌海、玉溪等省外城市，按照「为用而采、去除灰色、价格真实」的原则，以量换价，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行最低价采购。
詹积富深知医药行业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特有的隐蔽利益交易体系，灰色地带几乎分布在药品流通的每个环节。
一方面，他推行「两票制」，保证药品到医院的过程中只开两次发票，掐掉中间一环套一环的提价，防止「过票、洗钱」、税收流失、医生拿回扣。
另一方面，他力推「一品两规」，即一个品种两个规格，防止医生在同样的药品下选择有回扣的品种，造成价格和数量上的双重叠加浪费。
最后一拳，是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三明实行公立医院药品（含耗材、中药饮片）零差率销售。
三明对 22 家医院因此减少的药品差价收入 1.1 亿元（以 2011 年为基数），通过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消化 86.76%，按属地原则兑现财政补助药品差价的 10%（补助部分列入医院每年财政定额补助基数，可用于医院运行开支）。
自此，三明终于破除了「以药养医」的药品流通旧体制，切断医院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测算，仅从经济意义来讲，如果全国推行三明市做法，用 2013 年数据推算，全国药品费用为 2792.5 亿元 ， 比实际（5268.8 亿元）节约 2476.3 亿元。
据当地人回忆，流言的一个版本是：「医改闹得轰轰烈烈，医生拿不到好处，有点能力的都跑到了福州厦门，以后三明的医院怕是不行了。」
但詹积富的步伐却并没有被打乱。孙子兵法道：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詹积富知道，医生也是要吃饭的。既然打掉了医生的灰色收入，就一定要尽快调整收入结构，让大家「站着把钱挣了」。
詹积富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医生是白衣天使，他们受过那么多年教育，觉悟能比一般人差？要不是那三百万医药代表在旁边像蚂蚁一样围着他们，贿赂他们，他们会给老百姓开神药吗？」
不久之后，在三明下辖的一个小县城里，另一个话题迅速蹿红，热度瞬间盖过「医生跑了」。
2013 年，将乐县率先实施了「医务人员年薪制」，医生成了闲谈中最受瞩目的群体。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听说你们拿年薪了？」
詹积富的尝试是「年薪制」。参照国际上医生收入一般为社会平均收入 3～5 倍的惯例，对在职临床类、技师类和临床药师类医务人员，按照级别和岗位，实行不一样的等级年薪，并由院长在工资总额下，根据医院考核办法，做到合理分配。
根据当时的规划，三明实行财政拨付的院长年薪制，由财政全额支付院长年薪，从二级乙等到三级甲等年薪分别为 20 万元、25 万元、30 万元、35 万元。
在公立医院实行医生（技师）年薪制，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封顶年薪分别为 10 万元、15 万元、20 万元、25 万元。
同时，为提升医务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尤溪县医院、将乐县医院还出台了「工分制」的管理方式，通过记工分，使得薪酬向一线倾斜、向能者倾斜、实现「多劳多得」，合理分配收入。
据《中国医药科学》，2014 年，三明市将乐县临床医生年薪平均为 9.1 万元、护士为 7.8 万元。而医改前的 2011 年，二者分别为 5.4 万元和 4.8 万元。过去 靠多卖药品、多用耗材、多开检查，每年人均工资最多也只能净增 5000 元。医改后，医院只有 1 名医生因个人原因去了厦门，同期又引进了 1 名副高、3 名主治和 1 名研究生。
另有知情人士称，2019 年，将乐县总医院护士长的年薪达到了 20～30 万。
通过年薪制提升阳光收入的同时，詹积富又对医疗服务价格做了调整，提升了过去畸低的医疗服务费，肯定了医务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医院的合法收入，重组医院收入结构。
据詹积富回忆，第一次调整了床位费，第二次是 2013 年 2 月 1 日对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看病项目、护理项目、治疗项目、手术项目等 80 项医疗服务收费做调整。第三次调整 392 项。第四次调整 3159 项，调整面 75.83% 。第五次是 2015 年 9 月 1 日，又对普通门诊诊查费再一次进行了调整。
经过调整，三明药品、耗材的直接费用比重降低到 30% 以下，医务性收入比重提高到 70% 以上（其中检查化验 25% 以下、床位诊察护理 20% 以上、手术治疗 25% 以上）。
据《中国医院院长》报道，他曾经敲着桌子道：「只改医保一定是不行的，医保一动，就会牵扯到医院的医疗行为，医疗体制肯定是要改的；医保药品目录变化了，也会牵扯到医院用药，药品改革也要跟上去，所以，这三者要联系在一起。如果，光改一方面，肯定会出问题。」
为了防止过度医疗，2013 年，三明筛选了 30 个病种试行单病种付费(中医、西医同价)。同一病种，在二级医院的定额费用比三级医院下降 10%，在二级医院的自付比例比三级医院减少 10%。
对 DRGs 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付费方式需要收集每组疾病病人的费用信息，最终统一医保支付费用。
而问题渐渐显现——三明市的 3 种医保，在相同病种的定价上，往往并不一致。在管辖上，也呈现出「九龙治水」的局面。
詹积富在《亲历福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回忆，在改革之前，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在市人社局所属的职工医保中心经办，新农合在市卫生局所属的新农合管理中心经办。
太过分散权力易引起相互掣肘，对于医保来说，就易发生重复参保、资源浪费、资金分散的弊端。
在财贸部门也干过多年的他深知，发挥基金大数效应，才能增强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保证穿底的境况不再出现。
詹积富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三保合一」，加强医保基金的抗险能力，把「三个池子中的水放到一起」，共同抵御基金的风险。
2013 年 5 月，詹积富主持召开「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机构建设」相关会议。三保合一后，基金统筹部门的归属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据《中国医院院长》报道，三明市一位政府的人偷偷表示，原本医改领导小组希望将统筹管理机构放在卫生部门，但是，风声走漏，省人社厅随即来了电话，询问这样做的理由。
上级人社部门的介入，让三明原本的计划破产。有有经验的人指出，无论基金管理机构设在卫生计生部门还是设在人社部门，三明市政府都会「得罪」相应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2013 年 6 月，三明市组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将原来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的 24 个医保基金经办机构进行整合，下设基金征缴科、待遇审核科、医疗 稽核科、计划财务科、信息管理科、政策法规科、办公室、工商生育科。
该中心隶属于市政府，暂由市财政局代管，各县（市）设立市中心垂管的管理部，由此保证医改政策统一执行落实。
在取得收效的同时，强硬的改革也深深得罪了既得利益方，一时间，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三明医改迎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有媒体报道，曾有省领导暗示过：「何必得罪那么多厂长，何必得罪那么多院长，何必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何必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
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詹积富在的一场「拖堂汇报」，则彻底决定了三明医改的命运。
2014 年 2 月 20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很快来到三明考察，并充分肯定了医改成效。
三明几乎「一夜爆红」，全国各地来访的考察团络绎不绝，而三明自己，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2012 年～2018 年，三明 22 家县级以上医院医药总收入上涨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医疗服务收入由 2011 年的 3.11 亿元（占总收入的 18.37%），增加到 2018 年的 12.71 亿元（比重上升到 42.05%）；药品耗材收入占比由 2011 年改革前的 60.08%，下降到 2018 年 的 33.15%。
2015 年，三明牵头成立全国性采购联盟，持续推动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时至今日已经覆盖 16 省 31 市 4 县，成为国家集采之外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在区域医疗中心的布局上，三明也已经牵手中大附一及上海瑞金，进行更加本质的医疗升级。
2019 年 11 月 15 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医改经验的重点任务。
曾几何时，人们提到三明医改，要问的是如何复制？如何推广？而如今，在三明的浪潮滚滚向全国的过程之中，我们再问，医改今日向何方？
苏公网安备
32021102000546号
